作者：陆方（原名陆蕴华）、朱象贤

潘序伦先生自1924年从美国获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，于1927年1月设立“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”（翌年改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），是年为推行会计专业，在事务所办公室内创办了簿记训练班。1928年正式成立了“立信会计补习学校”，校舍在河南中路吉祥里。1930年为满足外地学生求学需要，又设立“立信会计函授学校”。

1937年7月为培养高级会计专业人才，创办了立信会计专科学校（以下简称立信会专）。1939年正式招生开学。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，学校内迁四川重庆，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。1947年建校舍于徐家汇柿子湾，称一院（或校本部），同时在蒲石路（现长乐路466弄内）设立立信二院（也称市区部）。潘序伦先生是著名的会计专家、教育家。在办学期间，曾聘请黄炎培、马寅初、黎照寰、章乃器、黄逸峰等著名的进步学者专家，来校任教、讲学。解放时，一院约有学生700人，学生多数来自农村及城市的中小资产阶级家庭，埋头读书，以求毕业后能谋得一个较好的职业。学生中有少数是国民党、三清团及特务组织的成员，因此开展学生运动工作的阻力比较大。

立信原来早有地下党力量，后来中断。立信迁回上海后，于1947年秋，上级党组织调派祝幼婉、叶文静（现名叶铮）、杨爱娟和马问池4名党员学生进入立信，建立了党支部。支部在专科分区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，上级党的领导人是浦侠同志。从此，在这沉寂的校园里，又激起了革命的浪花，点燃了斗争的烽火。

一

根据立信当时的特点，党支部工作首先是团结学生中具有进步倾向的积极分子，争取大多数，壮大革命力量，揭露与孤立反动势力，争取打开局面。从1947年秋天到1948年春这一学期，主要的工作有：

组织女生团契（编者注：“团契”意为相互交往和建立关系）。立信女生较多，第一届党支部的4个党员又都是女学生，党支部就先从女同学中开展工作，逐步扩大力量，然后把工作做到班级上。当时全校各年级的女同学集中住在西斋宿舍，这是有利条件，我们利用课余时间，开展谈心活动，建立友谊，了解她们的思想倾向及政治态度，从中发现进步同学。在此基础上组织了“女生团契”。这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，参加的同学相当广泛，约150人左右，占女同学半数以上。“女生团契”当时运用了大多数同学可以接受的方式，如传看进步报刊、小说、学唱革命歌曲、参加文娱活动、练习舞蹈、排练节目、组织联欢会，还争取一些教师观看同学的演出，在学校中影响较大。通过这些活动，争取与团结了大多数女同学，还发现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，初步打开了立信学生工作的局面，为进一步发动和组织同学参加进步的政治活动打下了基础。

抗议“于子三”被害的签名运动。1947年11月，浙大学生于子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，上海市30多所学校举行罢课抗议。党支部考虑到当时工作基础薄弱，还不可能发动群众参加罢课，所以就决定在校内开展抗议签名活动。党支部争取了学生会副主席的合作，由她召开各宿舍室长会议，通过室长向同学介绍了于子三被害的经过，发动同学签名以示抗议。室长会议之后，杨爱娟等同学分头到各宿舍组织签名，收到较好的效果，全校约有100多名同学参加。通过这一活动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迫害手无寸铁学生的残暴面目。

劝募寒衣运动。1947年12月，上海气温骤降，街头有不少贫苦人民冻饿而死。党支部按照上级指示，首先是在同学中广泛发动，宣传捐募寒衣的意义，报名参加的同学较多。就将同学们分成三路，一路带着准备义卖的盒装糖果，到住宅区劝募寒衣；一路到徐家汇一带的棚户区访贫问苦，调查、登记需要救济的困难户；一路在校内做后勤工作，组织发放寒衣。虽然天寒地冻，但同学们热情很高，他们废寝忘食地跑了一条又一条马路，募集到不少衣物和现金，拿回学校后及时发放给贫苦居民。这次募捐寒衣活动，不但提高了同学们参加社会活动的热情，而且亲眼看到了人民基本生活没有保障，同学们从政治角度来剖析，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而不合理制度造成的社会现象。

锻炼、培养骨干力量。党支部有意识的对各项活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加以培养，分配任务，锻炼他们的活动能力。1947年冬，组织了六七个思想进步的女同学，夜间出外张贴反内战、反迫害的标语，有的甚至贴到了无人值班的警察岗亭的背后。同时还组织骨干力量进行学习，除经常阅读学联的刊物外，还学习了艾思奇的哲学著作。1947年冬、1948年初，当毛泽东同志的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》这篇报告传到上海后，我们及时在党内和骨干中进行传阅和学习。了解解放战争的形势，敌我力量的变化和我们肩负的任务，起了鼓舞斗志的作用。

这一学期，又组织部分同学冲破重重阻力，到医院慰问在“一·二九”同济事件中被马队踢伤的学生。还组织了除夕晚会，约请交大的同学一起演出，节目中反内战、反迫害的气氛很浓，会上演唱《茶馆小调》、《古怪歌》、《山那边呀好地方》等进步歌曲。突然中途断电，有人吹口哨企图捣乱会场，但同学们纪律很好，俨然不动，经交涉后恢复供电，晚会胜利结束。

经过一个学期的斗争，立信学生中的力量比起了显著的变化。进步力量有较大发展，大多数处于中间状态的同学逐渐觉醒，有的积极投身到学生运动中来。校园内争取民主自由，反对国民党迫害的气氛日益高涨。进步的学生运动引起了校内少数反动势力的警觉和惊恐，他们公开捣乱不成，就对校方施加压力，逼校方借口因将校外同学带进校内演出为由，勒令几名同学退学。党支部及时开展了反开除斗争，一方面发动家长向校方进行说理斗争，另一方面向广大同学投寄信件，揭露反动势力的阴谋，争取同情。在斗争十分尖锐的情况下，校方不得不收回成命，除祝幼婉被迫“停学一学期”外，其余同学均继续入学。

二

1948年春到1948年秋，祝幼婉离校，党支部调整。春季开学后，孙铭、金声远、施智君、朱象贤、严锡勤等党员学生转入立信，重新组建党支部，由孙铭任支部书记。在这期间，又发展了徐远昭、陆蕴华（现名陆方）、董斐云入党，党的力量有所加强。这一学期的主要工作有：

争取学生会的领导权。开学后，一场争夺学生会领导权的斗争开始，党支部组织力量竞选，进步同学张乃江当选为学生会主席，党员金声远为副主席，党员陆蕴华为学术部长。从此，学生会的领导权就掌握在我们手中，许多活动可由学生会出面，公开、合法地去组织发动，有利于斗争的开展。我们在学生会中主要抓两个方面的工作：一是宣传教育开展文娱活动；二是争取对伙食团的领导。当时物价飞涨，同学们的伙食每况愈下，影响健康。学生会抓了伙食团的改选，使积极热情，办事公道的同学掌握伙食团，为同学们服务，改善了伙食，对团结同学起了良好的作用。

1948年4月间，学生会发起组织同学去杭州春游，党支部决定结合这次春游进行纪念浙大学生于子三被害的活动。同学们踊跃报名，坐满一车厢，旅途中欢歌笑语，气氛活跃。到杭后，除参观游览外，还组织部分同学与浙大学生座谈，由他们介绍于子三烈士被害经过，又参观了于子三的衣冠冢。回到上海后还召开了一次联谊会。这次春游组织得比较成功，提高了学生会的威信，联络了同学间的感情，提高了同学们对反迫害、争民主斗争的认识。

展开面对面的斗争。学生会学术部出版了墙报、剪报，剪贴当时公开发行的进步报刊《时代日报》、《民主》、《周报》等刊物，引起反动学生的仇视。五月间，学术部出版了《五月之花》的墙报，被反动学生撕毁，还围攻了学术部长陆蕴华，经向学校当局交涉，他们未敢进一步采取行动。此时，上海的白色恐怖日趋严重，敌我斗争处于白热化，暗藏在立信的反动势力密谋策划殴打进步同学，公然拿出手枪威胁学生会主席张乃江，阻挠破坏学生会的活动。当时一面和他们斗争，同时在这种情况下，党支部根据上级指示，提高警惕，加强防范，避免了党员及进步同学遭受迫害。

参加“反美扶日”的斗争。党支部响应上海学联的号召，在上级党的部署下，发动同学参加了6月5日“反美扶日”的示威大游行。这次示威游行组织工作做得比较严密，对外联络由叶文静负责，游行队伍的组织工作由孙铭、金声远负责。立信的队伍本来计划与中华工商的队伍汇合后一起出发，但到了朱葆山路（现名溪口路），被反动军警阻拦，被围在中华工商校内。在该校的教室内，同学们团结一致，群情激愤，高唱革命歌曲“你是灯塔，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，你是舵手，掌握着航行的方向……”，表现了不畏强暴，坚决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气概。经过交涉，同学们冲出校门，继续游行。遇军警阻拦，同学们采取了迂回战术，不与他们发生正面冲突，灵活地在另一地点集合队伍，最后终于到达外滩南京路一带，与其他学校的同学汇合。游行队伍高呼“反美扶日”的口号，张贴标语，到下午胜利结束，享受着战斗胜利的喜悦。

参加交大“反美扶日”公断会。这次声势浩大的公断会，不但上海许多大专院校的学生参加，还有当时著名的民主人士陈叔通、马寅初、许广平、史良等出席。反动势力对这次会议十分惊恐，力图破坏。同学们严密组织，手拉手的组成几道人墙。会议开的十分成功，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。立信同学参加这次会议，对于“反美扶日”的意义，有了进一步认识，大家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，有助于开拓视野，提高斗争水平。

争取老师和校方。党支部在开展学生工作的同时，也注意到教师和校方的工作。在教师中，一方面发现政治态度进步的进行联系培养，作为今后发展入党的对象，另一方面把一些公开发行的进步书刊送给同情学生运动的老师看，有时也送给校长。并将毛泽东同志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《将革命进行到底》寄给校长，宣传党的政策，争取他与共产党合作。潘序伦校长当时正在观察时局的变化，他的态度有了转变，这对即将到来的保护学校，反对破坏，迎接解放的工作是个有利条件。

由于立信校内的斗争越来越激烈，这学期结束时，党支部得知平时工作中公开露面比较多的孙铭、叶文静、徐远昭、陆蕴华、董斐云等党员被列入黑名单，上级党组织及时通知这些党员离开学校，转移到皖西，避免了革命力量的损失。

三

从1948年秋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，上海地下党的方针是发展组织，积蓄力量，做好准备，迎接上海解放，严格防止过早的暴露革命力量。立信地下党支部遵循了这一方针，着重在发展组织、积蓄力量上下功夫。由于许多党员离开学校，党的支部书记由金声远担任。根据当时形势及上级的部署，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：

积极发展党组织。经过一年的工作，广大同学的政治觉悟日益提高，进步力量迅速壮大，很多中间状态的同学转向革命，党支部重点抓了发展党员工作。1948年12月发展范镇华入党，1949年2、3月间有发展了王钟麟、丁永迈、刘正荣、冯配璜、任宗昉、房南生、陈慰祖、周成位、汪光容、郭涵东、王震春、陈好问等12位同学参加中国共产党。

1949年3、4月间，国民党企图在上海负隅顽抗，进行垂死挣扎。他们策划在立信校园内设置炮位，作为一个军事据点。地下党支部发动同学坚决反对在校内设置炮位，组织了安全小组，日夜轮流值班，不许反动军警进入。同时组织部分同学到交通大学要求支援，隔日交通大学近百名学生来校支持我校行动，并在操场上与我校同学一起高唱“团结就是力量”，一面围成一圈，显示了团结战斗的力量。这一斗争与学校当局的利益一致，得到校方的支持。经过学生们的坚决反对，这个炮位被迫移到校外。

1949年3月中旬，党员郭涵东在大夏大学被捕。党支部积极组织营救，并争取校方配合。党员房南生利用同乡关系向训导长做工作，要求校方出面证明郭是立信学生，外出时被捕。训导长同意了这个做法，经过多方努力，郭涵东同学于4月18日获释。

1949年4月，当时形势发展迅速，上海即将解放，按照上级指示，党支部在校内组织党的外围组织，名为“新民主主义青年联合会”，由党员范镇华负责，通过党员个别联系发展。解放后“新青联”成员20多人第一批都转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。“新青联”的同学在解放前夕参加了“人民保安队”，调查徐家汇地区国民党军警驻地的力量配备情况，组织纠察队保护学校，刚解放就配合解放军接管国民党军警驻地，如毛森格的据点等。

四

1949年2月，上级党组织（浦侠同志）派原在立信一院的施智君、朱象贤2人到立信二院（即市区部）搞开辟工作，施、朱2人开始是和其他3个学校成立地下党校际党支部，施智君任支书。施、朱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发展党员，培养一批积极分子，迎接上海解放。开学不久，施、朱2人在二院同学中开展群众工作。首先在班级中建立级会，编辑出版级刊“晨钟”，并积极发现、团结、组织积极分子学习时事形势，理解党的政策，了解解放战争的形势，以鼓舞斗志。经过近2个月的工作，先后发展高蕴真、屠秀菊、谢世斌、富志权等4名同学参加中国共产党，从此，二院就单独成立地下党支部，由朱象贤任支书，施智君搞校外工作。还发动党员和部分积极分子传递地下学联的刊物，侦查敌人的活动，如对13层楼（现锦江饭店北楼）一带的敌人碉堡、电台、重要仓库、铁丝网分布情况，进行侦查，画成简图，送给上级党组织。同时以班级为基础，筹备“学生自治会”。根据上级组织布置，利用“学生自治会”筹备组的合法名义，向校方提出减低学费，准备好灭火器材，防止破坏，争取校方一起搞好“护校”工作。4、5月间组织“人民宣传队”、张贴解放军告示、宣传解放军“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”等，开展革命活动，迎接上海解放。

立信一、二院经过斗争，最后以人民的胜利，上海的解放和敌人的彻底失败而告终。此后一、二院地下党的同志们踏上新的征途，在各条战线上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继续战斗。

——本文选自《立信往事》